推动辞书编纂事业迈上新台阶一点红心水论坛


时间: 2019-11-21

  (记者曾江 实习记者华夏 通讯员王雪刘萧冬 李玉凤)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数十家单位的近八十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语文辞书编纂”主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心得。在开幕式上,西南大学副校长崔延强致欢迎辞,西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刘义兵、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孟蓬生、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谭景春分别致辞。开幕式由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四川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祝英主持。

  与会学者围绕语文辞书编纂与词汇语义学理论、语文辞书与传统文化传承、品牌辞书修订与辞书编纂现代化、出土文献与辞书编纂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大会报告精彩纷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韩敬体作题为《丁声树先生和辞书编纂》的报告,主要梳理了丁声树先生的学术生平及其编纂辞书的特点。丁声树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事辞书编纂工作,他的工作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少而精,二是务实。20多年间,丁声树先生主持或参与编纂、修订了四种辞书,虽然数量不多,但作为辞书编纂大家,他主持编写或修订出来的辞书每一部都是精品。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喻遂生的报告题目为《〈纳西东巴文大字典〉编纂的几个问题》,主要谈到东巴文辞书编纂的四个问题。第一,目前学界和读者急需的仍是按义类排列的字典。第二,应以东巴文化研究所编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999、2000年)100卷为主要材料来源,增加近年刊布的新材料。第三,字形要作适当的造字结构分析,并需适当多收异体,体现文字演变轨迹和时代地域差异。最后,在基础工作方面,要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字释完毕再编大字典,并不现实,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着手编纂,做好文献收集、田野调查、一点红心水论坛,字释等基础工作,分阶段逐次推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其逐步完善。

  上海辞书出版社徐祖友作题为《词典特色和〈辞海〉修订对特色的坚持》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特色是词典的生命。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特色是词典脱颖而出并保持持久生命力以立足市场的根本,是词典品牌的基本条件。没有特色的词典只能“泯然众人”。第二,《辞海》修订对特色的坚持,即百科词条古今皆收,以现代为主;语词词条以古为主,兼及现代。本次修订,不但字头,而且全书的释文和书证(除必须者外)均按《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要求做了处理。他强调,要做有特色的词典人,编有特色的词典。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郭龙生的报告题目为《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在报告中,他首先简要介绍了辞书的定义和类型。然后从宏观角度探讨语文辞书收词原则,收词原则体现编纂者的语言规范观,编纂者对于词汇的选择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同时更多的体现在对新词语的遴选、甄别与收录过程与结果方面。对于语言规范观的嬗变与思考,他认为,不管语言规范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嬗变,国家已经确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都应该在现在正在编辑出版和即将编辑出版的工具书中得到彰显与贯彻执行。期待着我国的语文工具书能够在正确的语言观和语言规范观的指导下,越编越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晁继周的报告《我的辞书路》首先以《现代汉语词典》为线索,探讨了几个重要的辞书问题。他认为,根据谢尔巴的理论可以将《现代汉语词典》界定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的规范型词典。树立科学的语文规范观对于辞书工作者十分重要。处理异形词问题正确的原则应该是:重视理据、参考词频、照顾系统、遵从习惯。此外,他还结合自己四十余年的学术经历,与大家分享了三点体会:献身辞书工作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奉献精神;辞书人要有强烈的责任心,特别强调要有“主编意识”;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南开大学文学院王吉辉做了题为《拟声词意义解释中的释义语使用问题》的报告。他首先说明汉语辞书在解释拟声词时一般采用四种方式:“形容式”“摹拟式”“声音式”和“标注式”。这四种模式,有时会见于同一部辞书中,而不同的辞书对同一个拟声词有时会采用不同的释义模式。通过对四种释义模式的具体分析,他认为四种释义模式并无意义指向的不同,只是编纂者选择的不同,而“形容式”“摹拟式”“标注式”等三种模式的释义中可能出现一些不必要的纷扰。对照英语辞书,发现它们基本只采用“声音式”来解释拟声词。同时,《现汉》(汉英版)用“形容式”解释的拟声词,其英语释义却采取了“声音式”。因此,“声音式”完全能满足读者对拟声词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最适合拟声词的释义模式。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安华林作题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第6版释文的修订》的报告。他从释语、义项、释义标注及例证四个方面探讨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第6版释文的修订。第一,释语的修订主要包括释语的增加、删减、替换和语序的调整。第二,义项的修订包括义项的增加、香港挂牌,香港挂牌之全篇完整版,开奖结果今期挂牌,挂牌玄机图!删减、分离和合并。其中义项增加所占比例最大。第三,释义标注的修订包括括注的修订和词性标注的修订。第四,例证的修订包括添加、删除、改换、移位以及综合修订。虽然此次修订历时不算太长,但第7版的修订仍然体现出时代性、客观性、简明性、实用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等特点。同时,修订过程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王敏的报告题目为《语言文字规范与小学生辞书的关系再思考》。她以常用的小学语文辞书为分析材料,针对辞书落实规范标准的三组矛盾进行再思考。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小学生语文辞书给规范标准的制订和推行带来新需求;第二,小学生语文辞书的内容。“部首名称规范”的研究,是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一部分。1980年代以来,有近十年的研究均关注这一问题,对此应该进一步考虑,适度解决。就此她提出关于制订部首名称的建议。她认为,正文之后可附“建议”,作为汉字部首表的附录,供参考使用,并不是规范文本的正文,为名称的调整留下余地,为择用的权力留下余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志江的报告题目为《再谈异形词规范的研究》。他对异形词规范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当前异形词规范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异形词研究一直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制定当年讨论达成的共识,异形词的规范必须遵从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三大原则。《现代汉语词典》长期以来对异形词的变通整理也值得深思。他表示,异形词规范工作中存在顾此失彼、系统性不够的缺陷。另外,词汇系统的特点决定了新的异形词会不断出现,这些问题都对异形词规范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应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王东海的报告题目为《词典学视角的语文词到法律表述词元的转化研究》。他先对语文词做了界定,将语文词典收录的词都叫做语文词。语文词进入法律领域,在立法、司法语境中会被压制进法律专业语义因子或法律表述功能因子,转变为法律表述词元。他以“”为例,阐释了由法律图式、百科图式、经验图式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法律词元界定模式。他的报告从词典学的角度为司法案件中的争议概念处理提供了参考,也开辟了一条词汇范畴化的新思路,认为语文词典的解释可以有更多的关注维度。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张显成的报告题目为《论大型语文辞书失收的西北屯戍汉简的“貰买”“貰卖”——兼论大型语文辞书对西北屯戍汉简词语的收录问题》,从训诂学、词汇学角度对“貰买”“貰卖”的意义作了考察,并列举相关历史事实说明它们使用程度之广泛。他在报告中利用了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列举了西北屯戍汉简的数百条词例作为佐证,显示出老一辈辞书人的严谨学养。鉴于汉简极强的文献真实性和数量上的充足性,大型语文辞书编纂应该重视对西北屯戍汉简词语的研究考释并酌情收录,这必然有利于语文辞书编纂质量的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谭景春的报告题目为《词义和释义——以“作料”“佐料”为例》。学界关于两词是否同义有不同看法,他通过语言事实和词典释义对两词词义作了细致的分析。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进行释义考察,发现“作料”一词第一版就有收录,而“佐料”直到第五版才增补进去。“作料”一词本身有充足的构词理据,只是释义上的不足导致学者产生与“佐料”是否同义的疑惑。因此,词义和释义存在主客观的差别,很难完全严丝合缝。可以学习《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经验,在具体性释义之后再用概括性释义补充,涵盖住其他方面的细节,使具体性和概括性两方面释义达到平衡。

  西南大学文学院李仕春的报告题目为《基于语法语义互动的词义衍生研究》。他表示,近年来在考查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学者研究词义衍生的学术范式问题时发现: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无论是以菲尔墨为代表的欧美学者还是以阿普列相为代表的苏俄学者,都把词义衍生放在框架语义学理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但是,已有研究多把框架语义学理论用于计算机领域,且多用于解释动词性义项之间的相互衍生关系,很少用来解释形容词性义项和名词性义项之间的衍生关系。针对这种现象,他把框架语义学理论引入词汇学词典学研究领域,从语法语义互动的角度进一步探索基于框架语义学的词义衍生规律,构建了新型的框架语义学理论。他表示,框架语义学是一种解释性很强的语言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它既能为词汇学研究者描写清楚词的义项分布情况提供科学的理论阐释,又可为词典编纂者收录词的义项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于峻嵘的报告题目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BCC词语释义的微观分析》。她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四字词语作了充分的数据分析,第7版收录四字词语600余个,含重叠的四字词语占21%,ABCC类又仅占重叠构词的17%。她几乎罗列出全部ABCC类四字词语,对它们的释义进行微观研究,提出以下几点设想:第一,CC与AB是修饰关系,少数情况下CC受AB限制,如“不甚了了”;多数情况下,CC修饰AB,如“信誓旦旦”。第二,构词步骤上,AB、CC连贯而下(不是上述修饰关系),语义有所简缩,释义上需要补显出较完全的意义,如“想入非非”。她认为,含重叠的词语是语言表达灵活性和专门性的体现,其中的重叠部分可能是表达较复杂的认知的一个策略,是认知者“我”表达思维时对语言中词、语素的次序做出的安排。

  中国辞书学会副秘书长杜翔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不断进步的70年,也是语文辞书编纂工作逐步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70年。辞书是文化的标志和体现,辞书的修订和完善对促进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漫漫辞书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不断开拓而成的。他分享了学习丁声树先生日记的心得体会,对前辈们崇高的人格、精湛的学术水平和为辞书编纂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本次研讨会由西南大学文献研究所承办,体现了专业特色,研讨会的多篇论文利用了出土文献资料。经过与会代表的一致努力,把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充分说明了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的学术号召力。辞书作为文化的浓缩和结晶,汇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一流的辞书人必定抱持大业理想,增强辞书学科的自信心,为实现辞书强国梦而努力奋斗。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孟蓬生对从事辞书研究的老专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呼吁年轻的辞书人关注出土文献,年轻的学者尤其是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学者关注辞书。词汇在不断地更新,对辞书的研究也需要新血液的不断注入,青年学人应关注辞书研究现状,为辞书编纂和修订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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